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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说过,4万亿很快就要花光了。没有这些激励措施,中国经济会再次见底吗?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主导的外需复苏程度,二是危机前新增产能的多少。只要两者之间有大问题,中国经济双底不可避免。如果这两个问题都很严重,双底会很严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需已经恢复的相当不错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等4万亿花完,看看会产生多少新的产能过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国内:一方面,信贷受到严格控制,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温州发生过很多知名企业主逃往国外的事件,这只是开始;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迅速增加。外部:西方国家持续爆发债务危机,作为中国外需订单主要来源的欧美人购物资金链并没有回到危机前。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中小企业势必面临破产的浪潮。当内需和外需处于困境时,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增长衰退”。

什么是“增长衰退”?克鲁格曼的解释是:“一个经济体还在增长,但是增长率跟不上产能的扩张,所以闲置产能和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克鲁格曼认为,他的萧条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经济的需求方失灵——私人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可用的生产能力。就因为消费需求不够,一个又一个经济体都出现了衰退,没有一个经济体幸免: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持续了10年,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从1997年到2002年。阿根廷,2008年以来的所有国家。”

用事实说话:温州官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钢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占比超过四分之一;根据对全市企业的抽样调查,42.9%的企业认为目前资金紧张。根据很多当地企业家和官员的联合评价,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大家都很紧张,挣扎着,咬紧牙关反抗。这只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

次贷危机爆发后的那些年,可以说中国正面临着克鲁格曼所说的“增长性衰退”。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利用4万亿政府投资来吸收出口大幅下降造成的产能缺口。但这虽然解决了目前的问题,但很可能导致未来更大的增长型衰退,即“经济增长速度跟不上产能扩张”,因为正如教授所说,4万亿投资很可能以未来更大的产能过剩为代价来吸收今天的产能过剩(我完全赞同郎教授的论断)。

2009年底,由中国四大商会联合制作并投放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走向世界。尽管商务部否认是这一宣传的直接客户,但承认它在宣传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政府对于“中国制造”的销售和企业一样焦虑。

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战略直到今天都没有丝毫改变,那就是紧紧抓住“中国制造”,把外向型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主要方面。

2008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超过60%(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如果高度依赖出口该怎么办?中国政府有一个聪明的办法。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采取“临时应急措施”,即政府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扩大内需,弥补出口大幅下降造成的经济衰退,保持中国经济必要的增长率(“保证8”),直至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临时应急措施”一般保持三到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市场、信息、评论)风暴就是这样,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这样。4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直到世界经济复苏,外需反弹。

但西方学者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世界变了,中国没变。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似乎极其成功。但这是一种错觉。中国的解决办法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来说代价高昂,对世界有不稳定的影响。彻底的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了...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以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巨额储蓄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增长率往往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过剩的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来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其无法出口。但中国迫切需要再次扩大出口。其结果很可能是交易系统内部的危机。”(《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政府的这种意图相当明显。首先,尽管国家财政困难,我国出口退税仍上调至17%,政府全力维持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不是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民生住房,也不是用于调整经济结构。相反,它投资于一个巨大的gdp项目,只有一个目标:确保经济增长;第三,政府的房地产政策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例降至15%,房地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籍。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前更加宽松,因为房地产本身就是巨大的gdp驱动力,维持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在外部需求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采取了可以突然提高gdp增长的临时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一种将财富藏在民间的持久经济策略。上一页12下一页

标题:叶楚华:中国将面临严峻的增长型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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