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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马伟新感到最大的压力是如何公平分配资源,包括董事、大股东、员工、受益人、投资人。各方面平衡不容易。她的员工经常会问,在你心目中,这些身份不同的人的顺序是怎样的?她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首先必须是投资者。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我去年春节前完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2011年1月,第一次见到记者。远大证券投资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投资信托”)董事长马伟新准备了一套私人珍藏版《最爱》作为礼物。

“三个月前,我和丈夫一起受洗。我妈家信佛,我婆家信道。现在我们皈依了基督教。原因很简单。上帝能为我的问题找到答案。”三月,我们再次相遇,马伟新带来一本美国传教士写的书,“因为爱,我在这里!”.

这两年,马伟新频繁来往内地。她每个月都飞到北京,因为她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学哲学,在北京大学光华emba班学工商管理。与此同时,远大投资信托在mainland China申请设立合资基金公司和qfii资格的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一定会在年内看到结果”,马伟新肯定道。

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控制远大的信任,努力收费,写小说,追求信仰?忍不住的马伟新说:“时间挤出来了。”

合资,不能再错过了

目前,中国证监会尚未正式批准任何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市场设立合资基金公司。与大陆公司签订合资协议的台资金融机构除了远大外,还有富邦金融控股、统一证券等。富邦金融控股与北大方正的合作属于股权参与,由北大方正主导。由于实际上只是投资行为,该合资协议自然进入审批程序。但由于统一后的合资股东资格问题,合资协议的审批暂时搁置。

马卫星否认了远大投资信托与东吴证券成立合资基金公司的传闻,但拒绝透露合资股东的信息。“我们基本都是找符合相关规定的合资股东、信托公司或者证券公司,因为我们没有保荐人的资格”。

不可思议的是,远大投资信托12年来一直在大陆市场寻求合资。12年前,远大选择嘉实基金,因美国原大股东惠灵顿担心市场风险过大而开始放弃;后来,由于两岸关系紧张,它再次错过了成为其最大股东的机会。最后,嘉实落到了德意志资产管理。马伟新有点感慨的说道,“可惜这12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我不是在作弄别人,而是别人在作弄我。毕竟大陆市场太大了。”。

三年前,远大又开始寻找合资对象,希望以基金公司为先锋,为整个集团在大陆市场的布局铺路,因为“这个投资比较小,这个领域我们比较熟悉”。马伟新并不是特别在意合资的形式。“对方持股没关系。我们是来学习的。毕竟,在不同的市场中,公司必须具备本地智慧才能运营。”。

马伟新用“敬畏”来形容今天的大陆市场。微观上,台湾员工的求知欲和努力程度与大陆员工相比差距很大。宏观上,决策者的素质决定了大陆市场的蓝图清晰易实施,而台湾为了选举而选举,没有很好的规划,靠一些企业家来带动市场,只能是“见树不见林”。马伟新说:“台湾市场太小。如果当地监管机构放任不管,大陆基金公司很容易收购任何台湾公司。在目前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在保持独立竞争力的同时,与内地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更为合适。”

3月,王林在会见中国证监会基金部主任王林时,问了马伟新一个有趣的问题:过去十年,台湾基金业规模增长迅速,但为什么台湾本土基金的规模却增长缓慢?

马伟新认为,90年代后期,台湾的监管机构已经全面开放基金行业,外资可以持有100%的股份;2000年初,资产管理业务放开,允许台湾本土基金代销外资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由于对外资的喜爱和避税的便利,台湾大部分资金流入外资,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两岸关系紧张,为了规避风险,大量资金纷纷跑出台湾市场。可悲的是,当外资可以进来攻城夺地的时候,台湾的地方资金却不能出去攻城攻村,因为出去发展首先要看和当地有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外交关系”,是不能接受的,但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的资格。就像捆住双手和别人打架。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本土基金面临系统性风险。

马伟新说:“两岸监管基本严格。在这种严格的管理框架下,大陆的进步远远快于台湾,因为大陆在大政方针上对‘度’的把握比台湾更好。在我看来,主管部门首先要想清楚自己最重要的角色。投资大众的利益,基金公司的利益,还是外资的利益,谁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应该规范什么?你是想打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客观的平台,还是想当警察局长?只有明确定位这些角色,监管当局才能清楚地知道市场开放的速度和程度。”上一页123下一页

标题:马维欣:不能估算风险的事不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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